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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柴窑    3星级
探寻柴窑
作者:钱 冶  来源:河南收藏网     点击数:2486     更新时间:2014/6/13  文章录入:henansc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考古新发现和新出土文物所提供材料的不断丰富,社会对“五代耀州窑可能就是历史上的柴窑”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希望学术界整合力量持续深入研究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由此,5月4日至13日,依据目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对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研究,以确证五代耀州窑与历史上柴窑的相互关系,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联合组成了23人考察组,王莉英会长亲自带队,冯小琦、陈克伦、陆明华、孙新民、沈岳明、厉祖浩、禚振西、薛东星、周晓陆、王芬、王小蒙等18位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浙江、陕西等地的古陶瓷专家学者为随队考察组成员,先后在河南郑州、洛阳,山西运城、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陕西西安、铜川,对耀州窑青瓷在这些地区的出土及当时外输运销情况进行了考察。

  在行经四省七市、历时10天的考察中,笔者一路随行,先后观摩了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博物馆、山西蒲津渡遗址、山西博物院、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耀州窑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耀州窑古陶瓷文物,也对民间收藏的一些耀州瓷片标本进行了观摩,所见所闻收获很多,在此略作记述。

                      

  考察活动缘起

  对于组织这次考察活动,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先生在考察启程前特别向笔者作了详细介绍。她说,柴窑研究一直是中国古陶瓷学会的重点课题项目之一。自新中国成立后,古陶瓷学界几代人都一直非常关注柴窑问题,从陈万里、冯先铭、耿宝昌等老一辈陶瓷大家到当代古陶瓷研究者,对其考察研究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在1973年和1984年,对耀州窑遗址进行的两次考古发掘,在五代时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白胎淡天青釉瓷片和大量黑胎青瓷片,内中还有“官”字款和龙凤纹器物残片。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造型、装饰、装烧及胎釉特点等,参与主持这两次考古发掘的禚振西先生,将这些考古资料作了系统整理研究,并于198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郑州年会上,以“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主题报告,首次提出耀州窑遗址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柴窑产品的观点,而后该论文被收录到一九八五年郑州年会论文集中,经补充修改又在1989年第六期《考古与文物》上发表。这一观点在陶瓷界引起了极大反响,相关学术研究也得到了老一辈专家的称赞和鼓励。尽管当时还基本局限于学术界,社会关注度远没有达到今天这样,但完全可以说,由此打开了柴窑研究的新局面,也确立了禚振西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到2000年后,随着城市大规模改扩建、南水北调工程等,各地相继出土了大量瓷片标本,尤其是在河南、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北、辽宁、甘肃、山东等省所出土的唐宋间不同于越窑的青瓷片、残器,其中精美的天青釉耀州瓷让人更进一步认识到禚振西先生关于柴窑与耀州窑观点的重要,从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同时,有关柴窑的文献记载,也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由于对文献的不同解读,甚至出现了柴窑的地域之争,从而使得“柴窑”二字成了“热敏”度极高的词汇。

  为此,在2010 年,中国古陶瓷学会组成陕西考察组,和耀州窑博物馆一起在陕西铜川和西安进行了考察,并围绕文献进行学术研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耀州窑遗址出土瓷器研究,认为“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有某些相近之处”。对此,中国古陶瓷学会以“陕西出土耀州窑青瓷考察记——关于柴窑产地的讨论”为题,专文列出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并予以了客观实际评述。

  而此次四省区考察,实际是上一次考察的继续和深入,在扩大考察范围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上述各地区出土及馆藏的耀州窑古陶瓷实物,尤其是有纪年辅证依据的五代前后耀州窑青瓷标本,并对郑州、运城、太原及西安等地民间收藏的部分文物及标本进行观摩比对;同时,兼及耀州窑瓷器的贸易路线等新的考察线索。目的就是要集中精力,以古文献为线索,立足于考古发掘,结合相应的科技手段,遵循科学方法,在综合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的关系,总结以往,争取对柴窑问题的研究有新的突破。                    

  考察线路安排

  此次考察线路的次序是:郑州、洛阳、运城、太原、呼和浩特、西安、铜川。这一线路清晰明了,得到了考察组专家学者们的肯定。

  禚振西先生说,之所以选择这条线路考察,一是考虑最后要在铜川落脚,这样的线路最经济便捷;二是以河南郑州、洛阳为第一段的考察点,是因为这两地近年来既出土了不少耀州窑青釉瓷片标本,也出土了很多豫西地区窑口的青釉瓷片标本。从地层关系上讲,他们大多属于同时代;从工艺特征上看,其发展变化的脉络相对比较清楚;从出土的种类、数量上讲,其丰富多样性正反映了当时烧制技术及生产规模的变化。这样就为考察研究柴窑与耀州窑、耀州窑与汝窑关系时,解决年代、窑口、工艺传承、地域问题,甚至因隋唐大运河的作用而导致陕西耀州地区与河南临汝、禹县、宜阳地区制瓷业的变化,都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参考的实物资料。

  第二段是山西段,包括运城和太原两地,这是向北的线路。耀州窑生产的瓷器如果向北外输,尤其是在唐、五代、两宋时期,过蒲津渡、走运城和临汾、上太原,而后若继续北上,这是必由之路。近年,在蒲津渡出土了大量耀州窑青瓷片,山西省考古所和山西省博物院还收藏有不少临汾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器。这些实物标本,可能反映的正是当时对辽国贸易输出的情况。而通过考察,我们还有可能会从中发现当时耀州窑进贡辽、金的线索,这就为解释耀州窑为贡御窑提供了资料。

  第三段是内蒙古呼和浩特。这是耀州窑青瓷精品在晚唐、五代、两宋时期可能达到的北部草原地区的临界点。那么考察收藏在内蒙古博物院和考古所的辽怀陵、辽国公主墓和集宁路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对了解当时贵族所用耀州窑青瓷规格、等级乃至其工艺特征,就有了可靠依据。因为这些标本不仅工艺水平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些是出土于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

  第四段是陕西段,包括西安和铜川,这是耀州窑的归属地,相关出土物及标本最多、最有代表性,归纳整理得也最清楚。比如有“官”字款的器物残片、吕氏家族墓出土的青瓷器、《德应侯碑》等,这些东西本身就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证据链。

  所以,按这一线路考察下来,我们就会对五代耀州窑有一个比较直观、基本全面、相对准确的把握。

  禚先生还说,其实耀州窑青瓷还有经河北、山东、辽宁向东外输的一路和经丝绸之路向西外输的一路。本来也想让大家去河北、辽宁和甘肃看看。因时间不够、线路太长,就只好选择向北的一路考察了。                  

  避开文献尴尬

  因明洪武时曹昭的《格古要论》中记载有:“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有研究者考证出“北地”为始设于秦代的郡名,隋开皇中废除,陕西耀州正在其范围内;而“北地”作为郡名从秦到隋有八年之久,此后再以其泛指北方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曹昭以其特指陕西耀州。

  但在明代天顺时王佐撰《新增格古要论》时,将其中的“柴窑出北地”改成了“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结果这样一来,有些研究者认定柴窑应该在郑州。可巧在郑州西南处的密县还真有一个柴窑村,而密县自宋以后一直隶属于郑州管辖,密县五代前就有瓷窑烧制瓷器,其中月台村的五代宋代窑址已成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柴窑窑址就有了“郑州说”。

  在“郑州说”立足未稳之时,又有研究者查找到了一条文献,即明万历时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中载有:“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亦即所谓柴窑,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于是认为柴窑器即为秘色瓷,柴窑理所当然应属越窑,这又有了柴窑“浙江说”。

  后来,还有人提出了柴窑“景德镇说”。理由是综合文献记载,认为当时只有景德镇湖田窑才能烧制出胎骨超薄、釉色光洁莹润、形制精巧典雅的贡瓷。

  ……

  这种对文献各取所需的做法,不仅谁都没能说服谁,反倒让很多人对明代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如1954年在耀州窑址附近出土的元丰七年(1084)《德应侯碑》铭记中有:“镇将刘德安、张化成三班奉职囗耀州黄堡镇”云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有人就以这三条宋代文献资料为据,认为“北地”之名到宋时已废用了四五百年,其时、其地的人都不称“北地”而直呼“耀州”了,距宋又三四百年之后的明人反倒称“耀州”为“北地”,这确实太矫情了。更何况明人对“北地”也并不以为是特指,否则王佐也不会在其后加“河南郑州”了。且不论他加得是否有依据。

  而即便是宋代文献也未必可靠。比如在一些论述中常被引用的欧阳修《归田集》中的这一段:“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 除非欧阳修能预知其身后还会有“南宋”,否则怎会有“北宋汝窑”之语?所以,这条记述要么是传抄舛错,要么干脆就是假的。而这条资料恰恰是出自于明刻本《渑水燕谈录·归田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

  看来,对明人及以后有关柴窑文献记述的不同解读,正是由于其自身的矛盾与改动的讹误所造成的。

  有鉴于此,再在这些文献上过多纠缠,恐怕会有害无益。所以,启程考察之前,王莉英先生就特别强调,此次考察重点在实物,不过多地涉及古文献讨论。因此在后来10天的考察中,来自浙江、河南和陕西的专家们彼此也都很默契,没有因对古文献记载的不同理解而发生过多争论,表现出了一种求同存异、求真务实的精神。

  但在考察中,偶尔也会因片面理解文献记载,而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插曲。在西安考察时,一位私人藏家提供两件耀州窑天青釉残器标本。对这两件东西,考察组专家认为有很高的标本价值。藏家很高兴,说若用二十倍的放大镜看,还能找到器物上几条很直的细开片纹,就是文献上说“有细纹”的细纹。一听这话,有专家笑着说:“要是那样,就太难为古人了。”陪藏家同来的人还问为什么?专家答道:“你让他去哪里找那二十倍的放大镜呢?”

  让实物来“说话”

  大体上讲,相关文献提供的资料,在没被完全证实之前,还只能看做是一种线索提示和可能性预判。而实物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却是实实在在的,且远远超过文献,这对我们判断各种“说法”十分有帮助。就是说,如果以“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为时间前提,以“天青色”等为釉色标准,那么实物就会直截了当地给出答案。

  比如“郑州说”,在五代之前,河南地区的窑口多不产青瓷,而从近年河南地区出土的一些稍精细一点的青瓷标本看,大多属耀州窑系产品,且时间晚于五代的,颜色多青绿,地域特点明显。从陈景顺、陈芳编著的《河南古瓷名窑标本》一书也可发现这一现象。所以“郑州说”很难走出郑州。

  而“浙江说”,尽管很多文献都在以“秘色瓷”来拟说柴窑器,这是因为当时越窑青瓷独步天下。但到五代时,由于战乱割据等原因,耀州青瓷在北方取而代之,并创烧出天青釉瓷。事实也的确如此,至今人们尚未发现有天青色的越窑青瓷,这不能不让人扼腕。

  至于“景德镇说”,那是一厢情愿。因五代时景德镇窑只烧制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其灰胎青瓷多似越窑青瓷,与文献上所说的柴窑“四如”差距太远。

  所以在考察中,王莉英先生和禚振西先生总是提醒大家,着重看东西,让实物来“说话”,告诉我们真相。

  考察第一站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新民院长事先准备好了几件要重点考察的瓷器,等考察组一到,他笑着说:“先给大家出道题,看看这是什么?之后我再揭谜底给大家介绍!” 大家一看,在一只塑料筐里放着几件瓷器,其中两件青瓷碗上还有一纸签,上面有原始记录的“钧瓷碗”等字。瓷碗被放到桌子上,大家围拢上来看。该碗釉面呈色与宋代的钧、汝瓷发色的确很接近。禚振西先生拿起碗,里外看了看说:“没问题,这是咱耀州窑的,唐末到五代的东西,不是钧汝瓷!”语气中透着自信和自豪。大家问理由,禚先生就从此碗施用化妆土、二次上釉、支烧方式及碗心贴花工艺等方面,作了详细解释。孙院长听完,马上笑着说:“禚老师真厉害!”原来这两件青瓷碗是河南禹州五代墓葬出土的,因当时随之出土的有后周时期的“周元通宝”。孙院长解释说,当时考古人员认为是钧瓷,后来发现有问题。所以这次拿出来请大家再给把把关,真不是考大家!

  在一路考察中,这类事例很多,正如陆明华先生在考察总结报告中所说的:尤其是对纪年墓出土的青瓷器或有辅证纪年的出土青瓷器,都是考察组专家学者们重点关注对象。比如在内蒙古考古所,辽怀陵出土的4件(块)耀州窑青瓷,引起了考察组全体成员极大兴趣。据研究,辽怀陵的时间应是公元946年到969年,所以有专家认为,这几件天青釉器物应该是皇帝生前使用的,与柴窑关系密切,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但也有专家认为,辽怀陵是夫妇合葬墓,辽穆宗死于969年,其皇后死时已很晚。这些器物的烧造年代晚至北宋时期,也不是不可能。

  在山西运城观摩蒲津渡出土耀州窑瓷器时,大家对许多器物进行探讨研究,并对五代耀州窑青瓷的分期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同时,对当时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耀州窑瓷器途经此地进行了分析,专家学者基本认同对辽国输出可能是主要原因这一说法。

  在太原市进行考察时,临汾出土的不少耀州窑瓷器标本也深深吸引了大家,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认真执著的研究态度令当地接待的同行专家十分感动。

  在不同考察地点看到的直接借鉴金银器做法的天青釉瓷标本,以及对那些不同底足做法和支烧方式的比对研究,都更加深了考察组专家们对耀州瓷制作工艺的理解和把握。

  耀州窑博物馆是考察活动的最后一站。大家不仅观摩了许多窑址出土的耀州窑瓷器标本,还看到了禚振西先生与耀州窑博物馆孙晓峰馆长,特意为此次考察借来的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和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青瓷器。尤其是冯晖墓中出土的青瓷器,极具学术价值。冯晖是五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其墓曾被盗扰过,因此有专家担心所出土青瓷并不一定是下葬时物品。经过讨论,专家们的意见是,从制作工艺及烧造方法上看,其与洛阳五代墓葬出土青瓷一致,都是黑胎青瓷,这解决了五代耀州窑青瓷断代及烧造特点等学术争议,也验证了“裹足釉支钉烧”确为耀州窑五代青瓷烧造特征之一。

  在考察中,尽管对某些具体器物意见略有分歧,但这类有明确出处的出土物,包括河南禹州墓、洛阳后周纪年墓、内蒙古辽怀陵、辽国公主墓、陕西吕氏家族墓、彬县五代冯晖墓和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瓷器,让大家完整、系统地看到了五代前后时期耀州青瓷存在的状况,也具体、准确地把握了耀州青瓷的制作与烧造工艺特征,并真切、实在地领略了耀州窑天青釉瓷的精美,为最终解决问题、证明五代耀州窑青瓷的可靠性,提供了充分依据。            

  研讨与总结

  5月13日下午的“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研讨会”作为本次考察活动最后一项内容,既是对考察的总结,也是对耀州窑与柴窑关系的再次论证。从禚振西先生最初提出观点,到现在经三十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使很多问题得以澄清,为最终揭开柴窑之谜打下了基础。四个多小时的研讨会,铜川市副市长何尚民、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等当地主管领导,从头听到尾。这让与会专家们都颇为动容。对此,王莉英先生很有感触地说,她参与和主持过很多学术活动,主管领导多是礼貌性地露个面就离开了。能抽出时间,从始至终认真地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这说明了他们对本土文化有着深沉的挚爱、对一方文化发展建设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专家学者们及其学术成果怀有真诚的敬意。

  作为论证,参与考察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其中有共识也有分歧和存在的问题。

  共识是,从皇家贡瓷角度看,耀州窑青瓷与柴窑器的确存在一定关系,耀州窑白胎天青釉瓷也与文献记述最为切近;但若最终解决问题,则还需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出土文物“三方对证”。所以必须突破已有文献的圈圈,扩大视野,寻找新的史料线索;同时,加强对耀州窑遗址的保护、进一步推动新的遗址考古发掘立项工作;有必要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分歧和问题是,五代耀州窑贡瓷的特征是素面为主,还是多纹饰?从现有标本看,白胎器数量很少,这是烧造工艺上耐火度差使然,还是柴窑烧制时间短的结果?如果白胎器是标准贡瓷,能否满足皇家使用?而大量的黑胎器,是否说明柴窑不只局限于一个窑口?专家们对此看法不一。

  作为总结,主要有三点,在此引述陆明华先生的《报告》:

  一、考察取得了预期的收获和效果。这次学术考察,目的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耀州窑瓷器与柴窑可能存在的关系,同时期望使这种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这次考察的特点是,从以前的文献研究转向各地的实物发现点,从出土文物中寻找有价值的实证。因此,此行对相关出土文物的考察,具有实际意义。

  二、通过考察,大家的认识更提高了一大步。在目前各地都需要足够证据才能证明柴窑是否在本地烧造的情况下,耀州窑的研究是最多也是最深入的。特别是对北方四省区出土耀州窑瓷器的考察,加深了对五代耀州窑青瓷的认识。五代耀州窑青瓷是一种质量优异的瓷器,这时期的部分产品,可以认为是一种皇家的贡瓷(带有官字款的黑胎耀州窑青瓷就是明证)。如果确证耀州窑白胎淡青釉瓷器烧造于五代后周时期,将使我们的认识空间进一步扩大,并对进一步增强人们深入研究的自信心大有裨益。

  三、柴窑研究任重而道远。由于柴窑问题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一大难题,历史文献记载不足,有的问题和情况还是靠人们的推理,缺少确凿的证据,因此,要彻底解决柴窑的产地问题,尚须时日。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直到找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证据。

  笔者非常理解考察总结报告在学术上所作的保留。因为这既是文化发展建设中要面对的实际问题,更是涉及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大学术问题。但我个人认为,此次考察,已经到达了解决问题的对岸,只要寻找到那只藏在芦苇深处的“船”或那座隐没在水中的“桥”,就一定会登上彼岸。

  总之,这次考察得到了所经四省区主管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相关单位同仁的积极配合,不仅充分保障了考察组行动的便利,还无私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和馆藏资料。社会各界对此关注度与期望值也非常高,许多耀州瓷收藏研究者纷纷将自己的藏品拿出来供考察组比对研究。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下考察组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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