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青少年时曾养鸽，故当他看到电视台拍的飞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白鸽竟是供食用的“肉鸽”时，对现代人已不甚了解我国养鸽的悠久历史和优秀品种深感惋惜。为此，他广搜史料和古代图画谱录，编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和《北京鸽哨》二书。前书以古代绘画全面反映古代鸽的品种，加以解说并评定优劣等级，由于图绘精美，也兼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后书则结合他擅长的火画葫芦艺术，对用葫芦制成的鸽哨的历史、品种、使用情况、名家制品都做了介绍和记录。书中还展示了他用火烫绘花的一套精美葫芦鸽哨，表明虽是游艺之事，他也在提高其艺术水准方面曾倾注过相当大的精力。

　　对于养秋虫、冬虫等传统民俗活动，他也给以较多关注，对其品种、特点、相关设备和使用器具等都有生动的描写和图像记录。特别是对于选、养、斗蟋蟀这项有悠久传统的民俗游戏作了历史追述。他下了很大力量，穷搜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等最重要的图书馆，把宋以来至今的有关代表性著作汇为一编，定名为《蟋蟀谱集成》，并汇集现存器物，包括明宣德制的蟋蟀罐、过笼等已具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珍贵用具，编为图录出版。为了精益求精，王先生还特请傅大卣先生为明宣德制的蟋蟀瓦罐拓影。傅先生是当代最著名的文物专家兼为拓印铜器、玉器的高手，肯破例拓印这类“玩物”瓦器，是出于对王先生的尊重，但这同时也说明王先生对这项工作的认真和重视程度。冬季养蝈蝈习惯用葫芦器，在研究蝈蝈葫芦时，他又拓展到研究匏器，特别对清代模塑花纹的葫芦器（范匏）的工艺和艺术特点进行探讨，并搜集了大量精美实物，撰成《说葫芦》专著，这样，他就又开拓了一门研究与民俗密切相关的传统工艺品的新领域。

　　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启功先生在为王世襄先生撰《说葫芦》所写《读后记》中说：“‘玩物丧志’这句话见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好似‘玩物’和‘丧志’是有必然关系的。……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他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在为此书题诗中有“玩物成家古所无”的赞誉, 又在题词中说，“我国民俗文化渊源至深，蕴藏亦富，畅安沉潜此间，几废寝食，虽不为往圣继绝学，其亦为民族留传统乎！”这应是对王先生在这方面成就的最权威、最公正评价了。

　　王世襄先生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是令人赞叹和尊重的，但如果了解了王先生取得这些成果的环境和条件，则更加令人赞叹和尊重。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可谓是对文物工作有很大贡献的。但1949年8月自美归来，参加新中国文化建设后，却在“三反运动”中被诬为贪污盗窃文物，锒铛入狱达十个月之久。在证明无辜出狱后，又被故宫博物院无端除名，剥夺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机会。到1957年“整风” 时，他又因提出自己的冤案问题，而被戴上右派帽子。对于这段坎坷经历，王世襄先生在其《自珍集序》中说：“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更当平心静气，不卑不亢，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的理解与承认。”在这期间，他虽又受到多次打击，但却“立志不渝，长期奋斗”，坚信 “北风当有转南之日”。直到改革开放，他才得到堂堂正正做人，放手进行研究的机会，并决心加倍工作，补回失去的时光。他激动地说：“1979年有伟人出，力挽狂澜，制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国策，对我等实恩同再造。从此多年来写成之稿件、积累之资料，得陆续以本人之姓名正式出版，其鼓励鞭策之力何止万钧，使我等更加废寝忘食，刻苦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王世襄先生丰富的学术成就正是积累于坎坷多难之际，而迸发于改革开放之时的。

　　王世襄先生取得的卓越的成就,和夫人袁荃猷女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不论是在坎坷逆境时的理解宽慰,还是在研究中的研讨鼓励,都在关键时期做出了关键性的支持。夫人是研究音乐史的，但是在王世襄先生的著作中，线描插图全出于当时已年近七旬的夫人之手，精密测量和精心绘制的插图大大增强了著作的学术水平和科学性。夫人工于剪纸，作品有《游刃集》行世。1994年，在先生八十寿辰时，夫人特刻制了一幅“大树图”，以枝繁叶茂的大树全面反映王先生涉猎的学术领域和成就，其中包括家具、漆艺、竹刻、匏器、绘画、金铜雕像和民俗、厨艺等十六项内容，对王先生开拓多方面的研究领域给以热情的鼓励和赞赏。王先生也撰“大树图歌”相和，末几章历述夫人的才艺和对自己的帮助，表现了深厚的情义。

　　王先生是先父的老友,我一直以父执长辈事之, 五十年来深受教诲奖掖,他的著作也都承见赐，读后受益良深，极为钦佩。就管窥所及，除他本身学兼中西的深厚学术根底和大量开拓性成果外，最值得我钦敬和学习处是他执著、敬业、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最关键处尤在他虽连续蒙受两次冤案，身处坎坷逆境近三十年，仍能自强不息、坚持研究工作的坚毅精神。

　　他的研究工作除传统领域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在披荆斩棘开拓出的新学术领域。由于他的执著认真和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科学方法，使他在进行文献实物对照研究的同时，能虚心和老匠师探讨工艺制作问题，互相切磋，都能使之形成一门理论、实物和工艺技术相结合的系统的学问，并促进其发展。除家具经他研究倡导，已进入文物的“显学” 领域外，对漆艺、刻竹、范匏等近于衰落甚至濒于失传的手工艺，由于他的介入，也都有老树新花、重新振作的趋势。更有甚者，即如音乐舞蹈一门，本非先生所长，由于他在坎坷中不得不勉就民族音乐研究所之职，在短短几年中也做出很多成果。如把东汉傅毅的《舞赋》译成白话文，并据文物图像考证‘般鼓舞’，这即使从专业角度看也是难度很高的成果；又如考证著名的古曲“广陵散”，除考证历史渊源外，还引用历代曲谱十七种进行比较，也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这恰好表明因为他基础深厚广博、执著敬业、坚持实物、文献与工艺密切结合的科学方法，即使在不甚熟悉的领域也都能很快找到切入点，取得重要成就。我体会这正是他能够不断开拓新研究领域、在文物界独树一帜的原因。

　　王世襄先生在其《自珍集》序中对其研究旨趣和目标有一段很重要的自述。他说收集、研究文物之目的“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正是这种进行研究的坚定意志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学术自信心和当仁不让的时代责任感，使他能在“一再遭受打击摧残与延误”时，仍能坚持工作，勇锐开拓，深厚积累，蓄势待发。待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则全力以赴，终能在近三十年间完成并出版、再版了中文、外文专著约三十种，取得重大的学术成果，实现了他“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的预期。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执著与坚韧是极难能可贵、令人钦敬的。

　　他的多年艰苦努力，在改革开放后终于得到正确评价与尊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起，王世襄先生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光荣称号，表彰了他在文物工作领域的杰出贡献。随后又被推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得到更大的荣誉。

　　王先生学兼中西，他的著作大部分有外文译本，本人又多次在国际性会议上介绍中国文化艺术，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对向国际上介绍优秀的中国文化艺术作出很大的贡献。为此，今年他荣获荷兰王国颁发的2003年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最高荣誉奖，以表彰他在国际上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业绩，这对他是当之无愧的。面对这样巨大的荣誉，王世襄先生首先想到的是人民，他把十万欧元的奖金捐出，要求选择在某一贫困地区设立一座希望小学，并建议定名为‘中荷友好小学’，这样，既帮助了贫困地区儿童，也铭记下荷兰对中国的友谊，是一举两得的义举，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荷兰驻华大使馆的赞赏。通过这项义举,也让我们更进一步领悟到王世襄先生在《自珍集序》中所说的“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这句话，不仅指在专业研究上的努力,也包括对国家、对人民尽自己的一份爱心。普及教育是关系到提高国民素质使国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大事,这表明他不仅关心优秀文化传统的保存与发扬,也关心国家未来的发展和如何保持长盛不衰,这是更为值得我们尊敬的。（下）

　　附：王世襄先生自撰及编著书目

　　 《中国画论研究》  1939—1943年撰成，  2002年7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  1—5辑，  1954—195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版。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196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版。

　　 《髹饰录解说》，1958年自刻油印初稿本， 1983年文物出版社增订本，1998年修订再版本。

　　 《高松竹谱》（手摹明刊本），195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 

　　 《遁山竹谱》（手摹明刊本），1988年大业公司精印足本。（高松号遁山，与前书同而异名）

　　 《广陵散》 （书首说明部分），195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

　　 《画学汇编》，1959年自刻油印本。

　　 《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1963年自刻油印本。  200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赵州大石桥题记汇编》，1965年编成，未刊，稿藏中国文物研究所。

　　 《竹刻艺术》（书首为金西厓先生《刻竹小言》），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

　　 《Bamboo Carvings of China》 (中国竹刻展览图录 与翁万戈先生合编)，1983年华美协进社英文版。

　　 《明式家具珍赏》  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1985年文物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印张装订本，        台湾艺术图书公司印本，  台湾盗印本。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 (明式家具珍赏英文本)，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版，1986年英国寒山堂版。1986年美国China Books Periodicals版，1986年泰国White Lotus Co，版1991年美国 Art Media Resources版。

　　 《Mobilier Chinois 》(明式家具珍赏法文本)， 1986年Editions du Regard 版。

　　 《Klassiche Chinesische Mobel 》(明式家具珍赏德文本)  1989年Deutsche Verlags    Anstalt Stuffgart版。

　　 《故宫博物院藏雕漆》 (选器物并撰写元明各件说明)， 1985年文物出版社版。

　　 《中国古代漆器》，  1987年文物出版社版。

　　 《Ancient Chinese Lacquer Ware》 (中国古代漆器英文版) ， 1987年外交出版社版。

　　 《中国美术全集  竹木牙角器卷》 (与朱家溍先生合作)，1987年文物出版社版。

　　 《明式家具研究》，1989年香港三联书店版，1989年台湾南天书局版。

　　 《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卷》，1989年文物出版社版。

　　 《北京鸽哨》，1989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1999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中英双语版。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Furniture》 (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  1990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1990年美国Art Media Resources版。

　　 《竹刻》，199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

　　 《中国鼻烟壶珍赏》（其他类部分），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说葫芦  The Charms of Guard》 ，1993年香港壹出版社中英双语版。

　　 《中国葫芦》 ，199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中文增订本。

　　 《蟋蟀谱集成》， 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Masterpieces from The Museum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县博物馆选集) (与Curtis Evarts 合编)，1995年 ChineseFoundation 版。

　　 《竹刻鉴赏》， 1996年台湾先智出版公司版。

　　 《明式家具萃珍》， 1997年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出版。

　　 《锦灰堆》（自选集，全三卷），1999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金章》，（王世襄编其先慈画集并手录遗著《濠梁知乐集》），1999年香港翰墨轩出版，收入《中国近代名家书画集》第31集。

　　 《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赵传集注释并今译《鸽经》）， 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

　　 《清代匠作则例八卷》（王世襄主编），2000年大象出版社版。已出卷一、二。

　　 《自珍集》 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锦灰二堆》（自选集续集） ，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髹饰录》（日本蒹葭本、紫江朱氏丁卯本合印。王世襄编）,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